〔10 〕如何克服重选举、轻治理，重承诺、轻兑现，重过程、轻结果的弊端，成为西方民主转型与重建的焦点关切。

据悉，该解释原则通过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征求意见稿，但因社会各界反对意见较多，在此后的8个月里，又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这要求我们采用系统论方法，从一个动态的、持续对话的法律体系中观察法律规范的产生、适用、补充、修正等有机生态过程。

[10](P.233)司法解释能够弥补法律的漏洞，校正法律的偏差。内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①是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合法性如何实现是重要的法治乃至宪治命题。以法院对司法解释溯及力的判断为例。(16)又如法律制定过程中对司法解释的吸纳和转化等，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法律监督功能为切入点，探索立法与司法之间有效对话的途径。(37)该如何看待法院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婚姻家庭法上的抚养费请求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债权，具有很强的身份属性。

此外，关于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汇报(或修改情况的汇报)也常见于公报。人们难免质疑：缘何其经审委会通过8个月后才公布?这里的通过即原则通过。(43)在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如何理解不能独立生活产生严重分歧，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

⑦ 二、司法解释合法性控制的价值与困境 (一)合法性控制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抽象性司法解释的正当性存疑。但是，在特定限度内，司法解释制定过程模仿法律制定过程是必要的。詹红星：刑法司法解释的宪法审视，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4期。提请审查即在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赋予特定机关或者个人对其合法性乃至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制度。

首先，根据《婚姻法》第19条第3款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规定，并不能推论出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夫妻一方所负债务由双方共同偿还的结论。对司法解释合法性的事前审查亦可参照这两种情形。

[12](P.340)有研究将试验性立法定义为：为检验某项政策或措施，由立法机关颁布或授权制定突破或偏离现行的试验性规则，在特定时限、人群、区域实行，通过对试验结果的定期或最终评估，将符合立法目标的试验性规则转化为正式或不变的法律规则。如此庞大的司法解释，其合法性是我国法律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维护法制统一的题中之义。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法院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围绕司法解释的制定开展对话，通过具体制度设计形成系统接口，发挥各自应有的功能，在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预防其违法。⑥实则，法律系统内部亦存在功能分化。

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审理夫妻债务案件的司法解释，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作为单方负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重要标准，改变了第24条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直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规则。合宪性解释是一种解释方法、规则，还是一种保全规则或者法律解释结果的选择标准，认识不一。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这种限定显然已经超出普通法律的层面，唯有引入宪法第49条……方可为这种限定提供充分且适当的理由。

在司法解释适用过程中，各级法院应对司法解释在适用上是否合宪合法进行控制。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署，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司法解释集中清理工作，你建议审查的司法解释已废止。

注释： ①本文研究的司法解释，仅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颁布的规范性司法解释。3.保障合法性的方法和技术 制定司法解释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比如采用谦抑的解释方法，秉持谨慎的解释立场，严防价值预设，避免情形假定等。

首先，从理论上看，合宪性解释的对象并非仅限于狭义的法律，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也有做合宪性解释的可能[23](P.98)。实践中，有些司法解释备受争议，被指责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规定严重不符、僭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侵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等。(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以系统作为工具观察司法解释合法性的实现，可发现应在不同系统中发挥特定主体的功能优势。对于普通法院而言，其进行合宪性解释与通常的法秩序的宪法化(基于宪法的解释)具有一种相近性。这一现象亦促使我们正视司法解释在我国法治实践中的制度功能，而非对其笼统地批判、否定。

以信息网络环境下频发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为例。(33) 2.以合宪性解释方法进行合法性控制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揭示了法律与社会共同演化的关系。

(22)但该规定仍有不完善之处，例如应保障和规制研究室的职能，使其切实发挥审核司法解释送审稿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功能，而非流于形式。然而，司法解释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规范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追求法律统一适用，做到同案同判。

然而这一新模式饱受质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

探索这些原则和方法，将对司法解释的制定发挥有益指引，保障其符合法律，避免逾越边界。(16)又如法律制定过程中对司法解释的吸纳和转化等，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法律监督功能为切入点，探索立法与司法之间有效对话的途径。具言之，在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通过外部监督机制发挥作用。同时注意构建具体制度以发挥系统接口的作用，以使子系统之间保持沟通与合作。

立法可以沉默，行政可以沉默，但司法不能沉默。[8](P.106)但在共同财产制下，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法院应该查明的事实要件。

我国司法解释备案审查旨在矫正失衡的权益分配格局。⑤而那些备受争议的司法解释，其违法性有时在制定过程中便已潜伏，且往往在司法适用中暴露。

我们无法得知最高人民法院缘何以第20条变更此前的解释。鉴于法官认同该条规定，案件审理中便无对该条变通适用或回避不用的主观需求。

参见王锴：论组织性法律保护，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20]亦可‘微调国家法，使之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在司法解释适用过程中，由地方各级法院主导，但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应通过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有效履行监督职责。以系统论为研究范式，超脱备案审查视角，将司法解释的制定、实施、监督视为一个系统，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

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如果法律修改不注重吸纳司法解释，可能给相关法治实践带来负面影响。

可见，相较旧规，新规为各级法院的司法适用预留了裁量空间，将成年大学生是否可以认定为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这一判断，交给了各级法院，由其进行个案裁量，进而通过修改司法解释的方式消解了公众对原《婚姻法解释一》第20条合法性的质疑。批复针对个案，对其事前审查的可行性空间不大，而案件当事人对批复情况最为关注，赋予当事人对批复提起事后审查的权利将更有效。

(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如果审理法院不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批复后，当事人对这一新的司法解释不服，是否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释法请求，以行使对司法解释合法性的审查建议权?在西方法治语境下，这涉及合宪性审查中的个人诉愿、宪法诉愿制度。